三十年來,西方企業在友善的政治和法規環境中營運,尤其是各區域和國家競相爭取投資機會,因而產生對公司有利的稅務政策。
三十年來,西方企業在友善的政治和法規環境中營運,尤其是各區域和國家競相爭取投資機會,因而產生對公司有利的稅務政策。一般很容易假設,這種狀況是不可改變和永久的。因為這種稅務觀念太過根深柢固,已經根植於大部分的西方政治體系中了。
但將這種稅務做法視為理所當然,會是一項錯誤,因為西方經濟體正走進大衰退及衰退之後的未知領域。
想想最近普遍且持續採用的貨幣政策,即使是遲至2007年,這些貨幣政策幾乎令人難以想像。難道財政政策的變動性就會較低?恐怕未必。看看以下的情況便知原因:
■ 西方企業目前坐擁的現金水準顯然過多;以現金占整體資產的比例來看,可能和1950年代中期以來的水準一樣高,或是更高。
■ 許多政府面臨愈來愈大的壓力,必須根據居高不下的債務和赤字,來積極降低負債。而且,決定誰的債務獲得勾銷,以及誰需要支付債務的流程,已成為戰爭以外最棘手的政治運作了。
■ 全球各地的政府都「重新介入干涉」,特別是在資本配置和創造工作機會方面。
■ 許多國家中的大眾情緒,例如「占領華爾街」(Occupy)這類極端的行動,是較不同情企業部門的。
在這種背景下,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和隱性契約,似乎不可避免會出現重要的改變。當
但將這種稅務做法視為理所當然,會是一項錯誤,因為西方經濟體正走進大衰退及衰退之後的未知領域。
想想最近普遍且持續採用的貨幣政策,即使是遲至2007年,這些貨幣政策幾乎令人難以想像。難道財政政策的變動性就會較低?恐怕未必。看看以下的情況便知原因:
■ 西方企業目前坐擁的現金水準顯然過多;以現金占整體資產的比例來看,可能和1950年代中期以來的水準一樣高,或是更高。
■ 許多政府面臨愈來愈大的壓力,必須根據居高不下的債務和赤字,來積極降低負債。而且,決定誰的債務獲得勾銷,以及誰需要支付債務的流程,已成為戰爭以外最棘手的政治運作了。
■ 全球各地的政府都「重新介入干涉」,特別是在資本配置和創造工作機會方面。
■ 許多國家中的大眾情緒,例如「占領華爾街」(Occupy)這類極端的行動,是較不同情企業部門的。
在這種背景下,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和隱性契約,似乎不可避免會出現重要的改變。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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