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民主體制下,當你必須仰賴民間部門,為一個對國家極為重要的領域提供解決方案時,可以怎麼做?
問題
在民主體制下,當你必須仰賴民間部門,為一個對國家極為重要的領域提供解決方案時,可以怎麼做?
就美國國防而言,政府出資設立一些非營利的研究中心,例如我服務的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(MIT Lincoln Laboratory)。這些研究中心人才濟濟,技術專家與創新能力媲美產業界頂尖人才,但他們只對公眾負責,不必面對利字當頭的股東。面對大型國防承包商,這些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發中心,扮演獨立、誠實的中介者角色:它們允許有創意的國防承包商生意興隆(這對國防體系來說是必要的),但也發揮制衡功能,防止軍火商只顧私利,而忽略真正需要的東西。這些研究中心顯然發揮了極有價值的功能,而且它們的經費,不到國防部預算的1%。
2008年秋天,金融危機爆發後,我和一些同事不禁感到納悶:為什麼金融業沒有類似的機構?金融業也是攸關國家利益的關鍵產業,為什麼在民間機構發明新金融工具的天才,沒有代表公眾利益的對等人員發揮制衡功能呢?
當然,我知道在我們的大學裡,有許多熱心公益的專家,在發展、研究新一代的金融工具,就像許多為軍事技術奉獻心力的教授一樣。但我們不能期望這群學者保護公眾利益。國防部年度預算高達6,500億美元,軍
在民主體制下,當你必須仰賴民間部門,為一個對國家極為重要的領域提供解決方案時,可以怎麼做?
就美國國防而言,政府出資設立一些非營利的研究中心,例如我服務的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(MIT Lincoln Laboratory)。這些研究中心人才濟濟,技術專家與創新能力媲美產業界頂尖人才,但他們只對公眾負責,不必面對利字當頭的股東。面對大型國防承包商,這些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發中心,扮演獨立、誠實的中介者角色:它們允許有創意的國防承包商生意興隆(這對國防體系來說是必要的),但也發揮制衡功能,防止軍火商只顧私利,而忽略真正需要的東西。這些研究中心顯然發揮了極有價值的功能,而且它們的經費,不到國防部預算的1%。
2008年秋天,金融危機爆發後,我和一些同事不禁感到納悶:為什麼金融業沒有類似的機構?金融業也是攸關國家利益的關鍵產業,為什麼在民間機構發明新金融工具的天才,沒有代表公眾利益的對等人員發揮制衡功能呢?
當然,我知道在我們的大學裡,有許多熱心公益的專家,在發展、研究新一代的金融工具,就像許多為軍事技術奉獻心力的教授一樣。但我們不能期望這群學者保護公眾利益。國防部年度預算高達6,500億美元,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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