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「股東價值」到「公司整體價值」最大化

〈不見繁榮的榮景〉一文探討美國企業現況，指出企業將盈餘用在回購自家股票，以控制股價，並藉此提升高階經理人薪酬，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懸殊。而剩下為數不多的盈餘，才投入在創造價值的相關生產上，整體而言，這阻礙了社會的創新與發展，也加劇社會不平等的現象。

近幾年台灣社會也遭遇到類似的影響：企業獲利、股價創新高，但一般基層員工的薪資並未見到明顯增加，再加上物價連年高漲，不只影響人民的幸福感，更會產生政府治理的無力感。

金融風暴以後， 高階薪酬與一般人薪酬懸殊的議題，在歐美等地成為敏感、重要議題。比如美國通過了多德法蘭克法案（Dodd-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），規定上市公司公開發行金額超過7,500 萬美元以上，必須讓股東在年度股東會上實施「薪酬表決投票」（say on pay）。在英國，也將原本諮詢性的股東薪酬建議改為強制性。而在歐盟，今年初也有議員提案強化薪酬的監管要求，改革高階經理人績效與薪酬不對等的現象。

企業利潤分配攸關企業社會責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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