調整選項的呈現方式或設置方式，來影響人們採取特定的行動，這樣的行為在經濟學中稱為「輕推」；在你的身後難以察覺地推一把，讓你以為往前走一步是自己的選擇。這在引導消費者行為方面十分有效，但如果操作不當，就很容易淪為「不良商人」，變成誘導消費者／服務對象進行一些會損害自身利益的行為，比如FB的「按讚」，會助長數位成癮。那麼該怎麼做，才不會踩到「道德紅線」？

世界是否因為你的公司業務而變得更好？這是聯合利華前執行長保羅．波曼要求企業領導人考慮的基本問題。今年的「世界超載日」是7月29日，顯示今年才過一半，我們就已經在透支未來，因此波曼認為，永續發展雖然是值得讚許的目標，但仍遠遠不夠。領導人應為自身對全世界造成的總體影響負起責任，並著眼於長期。

《哈佛商業評論》英文版總編輯殷阿笛（Adi Ignatius）主持的「工作的新世界」來到第二集，受訪者是百事公司前執行長盧英德。她在任內提出「有目的性的績效」，也就是一間企業把對社會的貢獻，根植於它的核心商業模式裡。如今她已卸任，但仍心懷對這個世界諸多方面的良善立意，她希望這些思考能產生風行草偃的力量。

一間道德操守良好的公司，能避免發生醜聞，獲得投資人信賴，但多數公司頂多在入職訓練簡單說明道德規範，或提供檢舉熱線，這只是消極的杜絕；公司應主動培養員工的道德感，讓員工認同自己的工作，並發展熱心助人的品性。

科技改變世界，也讓領導人面臨更多複雜的道德決策。我們該如何透過「快思慢想」的理論，使領導人在決策過程中不受認知障礙影響，做出最合乎道德的決定，為世界創造最大的價值？

我們被人看見的能力，日益由編碼和邏輯構成的演算法所控制，而撰寫程式的，是很容易犯錯的人類。另外，決定和控制這類程式運算結果的，往往是黑盒子。長期下來，這類演算法將限制我們可看到的內容，進而強化社會偏見。隨著人工智慧觸及的範圍擴大，這類風險只會愈來愈高。

如果演算法並未支持你對公平性設下的標準，會發生什麼情況？本文提到發生在亞馬遜公司的狀況，以及ProPublica一篇有關機器偏見的文章，並得出結論：公司領導人必須對衡量公平性進行自我教育，以便決定如何為組織定義公平性。這也意味著，應該要把所選的公平性衡量標準納入關鍵績效指標，搭配傳統的業務衡量標準一起使用。

一些新的資料顯示，「我也是」（#MeToo）反性侵性騷運動對婦女有負面影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