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現代管理學之父」彼得．杜拉克認為，「今天」領導者面對「變遷」與「挑戰」的能力比以前更為重要。台灣的防疫成就有目共睹，但是隨著病毒的演化，重症和死亡率大幅降低，國際主流防疫思維也從清零、防堵到共存、治療；此刻值得我們思考的是：過去成功的戰術，在新的戰役中還適用嗎？

數位化的政府，需要時時盤點法規的合宜性、適用性，以簡政便民效率為施政目標。

臉書從「交換聯繫方式」的巔峰，到現在備受爭議，背後都是同一個原因，也就是臉書自身的企業使命：「連結所有人」，這個堅持讓臉書收益，也讓臉書陷入困境。但臉書並不是唯一遭到社會質疑的社群平台，無論是個資管理、推送仇恨內容，還是不當審查言論，都是當今幾大社交平台正在面臨的問題，亦即以臉書的境遇位代表的「臉書難題」。這會是一個無解的議題嗎？我們應如何思考並面對？

《哈佛商業評論》英文版總編輯殷阿笛（Adi Ignatius）主持的「工作的新世界」來到第二集，受訪者是百事公司前執行長盧英德。她在任內提出「有目的性的績效」，也就是一間企業把對社會的貢獻，根植於它的核心商業模式裡。如今她已卸任，但仍心懷對這個世界諸多方面的良善立意，她希望這些思考能產生風行草偃的力量。

各種科技的創新，給人們帶來便利，卻也伴隨當初未曾料想的危害。近的來說，有臉書淪為假消息的散播品平台；遠的來說，工業革命帶來我們至今仍苦於解決的環境破壞。那麼，最開始領導創新技術的企業或領導人，是否需要為這些當時「沒想到」的負面後果負責？作者認為，創業者與投資人必須挺身而出，為自家企業造成的非預期後果負責，並為此提出解決之法。

中國已經崛起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但許多西方政治人物和企業高階主管，還是不懂中國。中國與西方世界有什麼根本上的差異？西方觀察中國又存在什麼盲點？

採用和擴充人工智慧應用程式的最大障礙之一，是獲取所需的大量數據。更糟的是，法規和隱私問題對共享數據構成障礙。本文作者提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，就是成立一個「數據信託」，來做為數據提供者的受託人，並代為監管這些數據是否被正確而合法地使用。作者並發現，數據信託也可以幫助組織激發創意、跨職能部門協作和創新，並吸引數位人才。

科技日新月異，對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產生難以想像的改變，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。世界是否變得太快？如果是的話，政府是否能夠規範這些破壞的步調及發展軌跡？支持方與反對方各有聲浪，而我們要知道的是，破壞式創新並非萬靈丹，但也不是毒藥。作者認為，與其恐慌或對立，政府應退一步，理性地去平衡成本與效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