綜觀華人社會近年的發展，公眾對於組織的不信任感上升，對外部環境的風險認知提高，使得組織與公眾對於「危機對應」的期待，有了明顯落差。在選擇道歉策略時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黃懿慧建議，讀者必須考慮跨文化差異，以重建信任關係優先。

個案中的這家公司，在發生駭客入侵的資安漏洞後，董事會需要一個代罪羔羊，為這起事件辭職負責。究竟是公司最高負責人執行長該下台，還是出問題部門的負責人資訊長該下台？或者，沒有人該辭職，因為這麼做於事無補？

去年底，索尼影業（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）執行長麥可．林頓（Michael Lynton）遇上了「黑天鵝」事件：企業史上最嚴重的駭客攻擊（美國政府說是北韓做的）。林頓只能眼睜睜看著公司的機密資訊外洩，攤在全世界的眼前，那些機密資料包括薪資細節、私人電郵（有些信件嚴詞批評好萊塢頂尖藝人）、未發行的影片。

311大地震後，福島第二核電廠的四座反應爐中，有三座缺乏足夠電力，無法進入冷停機狀態。核電廠負責人增田直宏與他的團隊，始終處變不驚地處理各種意外，最終免於步上北方第一核電廠的後塵，沒有發生爆炸或爐心熔毀。

領導人是否應該公開道歉？在過去的十年裡，美國甚至發展出道歉文化。但領導人公開道歉的風險很高。成功的道歉可把敵意化為個人或組織的勝利，而道歉程度不夠、時間太遲，或算計意味太明顯，都可能損及個人與組織。